1953年夏天，朝鲜半岛中部的山岭地带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三八线附近，志愿军第一军和第二十三军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一次战术性突袭。
这不是大规模进攻，也不是战略决战，而是按照志愿军总指挥部反复强调的“以小搏大、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选定一个具体目标——猪排山，展开一次有限但具有打击意义的战斗。
这种打法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战场实际和后勤压力反复权衡后的选择。
敌人占据制高点，火力点密集，硬碰硬代价太大；但若放任不管，又会助长对方士气。
于是，一场围绕高地控制权的小规模冲突，被定为检验部队战斗力和贯彻战术思想的关键一环。
猪排山本身不算特别高，但位置刁钻，控制着周边几条山脊线的视野和通路。
联合国军在此经营已久，工事坚固，尤其主峰阵地，布防严密。
而与之毗邻的西景山，虽略低，却是整个防御体系的侧翼支撑点，编号为“特6号高地”。
拿下西景山，不仅能切断猪排山守军的侧后联系，还能为后续可能的行动打开通道。
因此，作战计划明确：第二十三军主攻猪排山主峰，第一军负责拔除西景山这个钉子。
第一军是1952年底才入朝的部队，错过了前五次战役的主力交锋，长期执行二线防御、警戒和小规模反击任务。
部队上下普遍有种“有力没处使”的憋屈感。
这种情绪不是抱怨，而是一种真实的战场心理——眼看着兄弟部队在血与火中建功立业，自己却只能守在坑道里听炮声。
没人愿意当看客，尤其在抗美援朝这场关乎国家尊严的战争中。
所以当任务下达，第一军的反应异常迅速，几乎带着一种“终于轮到我们”的迫切。
他们要的不是一次普通出击，而是一次能写进战报、让全军都知道第一军不是摆设的硬仗。
任务最终落到21团1营头上。
营长傅全有，是个老资格的战斗骨干，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实战经验扎实。
他没急着开动员会，也没搞什么誓师仪式，而是先派侦察分队多次抵近西景山。
侦察不是走形式，是真摸地形、记火力点、看敌军换岗规律。
西景山海拔超200米，山体陡峭，石多土少，植被稀疏，视野开阔，易守难攻。
联合国军在此部署了一个加强排，依托天然岩缝和人工掩体，构筑了六个大型永备工事，外加十余座小型碉堡，形成交叉火力网。
这种配置，常规强攻伤亡必然惨重。
傅全有清楚，硬打不行，必须靠突然性和精准打击。
进攻前的准备工作细致到每一发炮弹的落点测算。
1营反复演练冲击路线、爆破顺序、火力掩护协同。
士兵们把炸药包、手榴弹、爆破筒分门别类绑在身上，练习在陡坡上匍匐前进、短停射击、交替掩护。
没人喊口号，但每个人的眼神里都绷着一股劲——不是为立功，是为证明自己配得上“志愿军”这三个字。
这种情绪在部队里无声蔓延，比任何鼓动都有效。
就在全营准备就绪、只等命令发起攻击的节骨眼上，出了叛变事件。
营参谋长白玉才失踪了。
起初以为是侦察中失联，但很快从前线观察哨传来消息：有人看见他向联合国军阵地方向移动，且未遭射击。
再后来，敌方广播里开始用中文喊话，内容直指志愿军即将对猪排山和西景山发起进攻。
情报来源不言自明。
白玉才的履历复杂得让人皱眉。
抗战时期，他在华北某地伪军中任职，干过镇压抗日活动的事。
1945年日本投降，他见风使舵，投奔八路军。
解放战争中，他参加过清风店战役、太原战役，确有战功，因此在1949年中被提拔为副营长兼营教导员。
但升职后，作风迅速变质。
对下粗暴，动辄打骂士兵；对上则善于逢迎。
更严重的是，有迹象显示他侵吞过部队物资。
1951年“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展后，他因问题突出被作为典型处理，职务一撸到底，成了副排长。
1952年，组织考虑到他过去有些战功，表现也稍有收敛，才重新启用，安排他担任营参谋长，算是给个机会。
没人想到，这个机会竟成了背叛的跳板。
他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
面对即将到来的硬仗，恐惧压倒了纪律。
他清楚知道作战计划的每一个细节——进攻时间、兵力配置、火力支援方案。
把这些情报交给敌人，是他换取活命的筹码。
联合国军如获至宝，连夜向猪排山和西景山增派兵力，加固工事，埋设地雷，调整火力射界，把原本就坚固的阵地变成铁桶。
消息传回志愿军指挥所，气氛瞬间凝重。
第一军和二十三军的指挥员紧急会商。
有人主张推迟行动，重新制定计划；有人担心情报泄露已使突袭失去意义，强攻等于送死。
但更多人认为，敌人正因为掌握了情报而高度戒备，此时若退缩，正中其下怀——不仅挫伤我军士气，还会让对方以为志愿军一吓就退。
更重要的是，部队已经动员到临界点，撤回去再组织，士气更难凝聚。
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定：按原计划打。
不是硬拼，而是以更强的火力、更快的节奏、更坚决的突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赌的是，即便敌人有准备，也挡不住志愿军近战夜战的传统优势。
6月下旬某日夜，志愿军炮兵群突然开火。
炮弹不是漫无目的覆盖，而是精准砸向已知的碉堡、机枪阵地和交通壕连接点。
炮火准备时间不长，但密度极高，力求在短时间内瘫痪敌方火力反应能力。
炮声一停，1营突击队立刻从多方向发起冲锋。
他们不走大路，专挑岩石缝隙、陡坡死角向上爬。
有人负伤不吭声，继续往前挪；有人背着重爆破筒，在敌人机枪扫射下滚到工事下方，拉响引信。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
奇迹发生了。
尽管敌人有准备，但志愿军的冲击速度和爆破效率超出预期。
主峰方向，二十三军几乎同时得手；西景山这边，1营仅用不到一小时就肃清了表面阵地，控制了六个主堡垒。
联合国军守军一百余人，大部被歼，少数溃逃。
志愿军迅速转入防御，准备应对反扑。
天刚亮，敌人的反攻就来了。
先是航空兵轰炸，接着是炮火覆盖，然后步兵在坦克掩护下轮番冲锋。
战斗打得极其惨烈。
阵地几度易手，又几度夺回。
1营伤亡急剧增加，弹药也快见底。
但没人退。
他们知道，身后就是祖国的尊严，退一步，就是对牺牲战友的背叛。
{jz:field.toptypename/}下午，敌方增援部队抵达，兵力优势明显。
志愿军指挥部判断：继续固守已无战术价值，反而可能造成更大损失。
命令下达：主动撤离。
部队交替掩护，有序撤出高地。
战斗结束。
战后总结会上，第一军对1营的英勇表现给予高度肯定，授予集体嘉奖，并发放慰问物资。
但同时，对21团及1营指挥层提出严厉批评。
问题不在战术执行，而在政治审查和干部管理。
白玉才这样的人，怎么还能担任营参谋长？怎么还能接触核心作战计划？疏于考察、用人失察，是这次暴露的致命漏洞。
傅全有作为营长，难辞其咎。
不是因为他打仗不行，而是因为对身边人的警惕性不够。
战场上，叛徒比炮弹更致命。
白玉才投敌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原以为提供情报后会被当作“有价值的人”优待，至少能混个后勤差事，远离前线。
但联合国军对这类投诚者早有成规：用完即弃。
他很快被送进战俘营，和普通战俘关在一起。
曾经的“情报提供者”身份，反而成了其他战俘眼中的叛徒标签。
他挨打、被孤立，连饭都常被抢。
所谓的“优待”，不过是审讯时多给一杯水。
他彻底成了弃子。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
战俘交换随即展开。
白玉才得知自己在遣返名单上，慌了。
他多次向美军看守请求：不要送回中国大陆，希望能去台湾。
他清楚，回去就是死路一条。
但美军对此类请求一律拒绝。
政治立场不是他们考虑的，交换名单由双方协议确定，个人意愿无效。
8月某日，他和其他战俘一起，米兰被卡车拉到板门店交换区，移交给中方接收人员。
回国后，他被直接押往哈尔滨的一所政治犯监狱。
1954年初，军事法庭开庭审理。
证据确凿：投敌、泄露作战机密、导致部队伤亡增加。
罪名是叛国。
量刑没有悬念——死刑。
判决书措辞严厉，强调其行为“严重危害作战行动，背叛革命队伍，背叛祖国人民”。
行刑日期未公开，但结果确定无疑。
这类事在志愿军中极少。
绝大多数战士，哪怕负伤被俘，也坚守气节。
白玉才的出现，是个别现象，却像一根刺，扎在胜利的光环里。
他的背叛没有改变战役结局，志愿军依然拿下了高地；但他的存在，暴露了干部管理中的盲区。
战争不仅是枪炮的较量，也是人心的较量。
敌人能用子弹杀人，也能用恐惧腐蚀意志。
守住阵地容易，守住内心的忠诚，有时更难。
西景山战斗规模不大，歼敌数量也不算多，但它发生在停战谈判已基本达成、双方都在试探对方底线的敏感时刻。
志愿军选择打这一仗，不是为了多占几米土地，而是传递一个信号：就算明天停战，今天也绝不松懈。
这种态度，让对手在谈判桌上不敢轻举妄动。
战斗的战术意义有限，战略心理价值却极大。
第一军通过这一仗，彻底摘掉了“未参战主力”的标签。
21团1营的名字，写进了军史简报。
傅全有后来调任更高职务，但始终记得这次教训：再好的战术，也抵不过内部的一颗蛀牙。
他此后对干部考察近乎苛刻，尤其警惕那些历史不清、作风浮夸的人。
猪排山和西景山如今早已荒草丛生，当年的弹坑被雨水填平，碉堡残垣被藤蔓覆盖。
没人再记得具体哪块石头下躺过烈士，哪条战壕里发生过白刃战。
但档案里的记录不会消失。
那些数字、姓名、时间，构成一段不可篡改的历史。
它不浪漫，不煽情，只有泥土、血、火药味，和一个叛徒最终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事实。
志愿军的胜利，从来不是靠个别英雄的神勇，而是靠千千万万普通士兵的坚守，靠严密的组织，靠对背叛零容忍的纪律。
白玉才的存在，恰恰反衬出绝大多数人的忠诚有多珍贵。
他以为投敌能活命，结果在两边都成了垃圾；而那些战死在西景山的战士，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位置，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高地上。
战斗结束后的清理工作中，有人在一处炸塌的碉堡下发现半本被血浸透的笔记本。
字迹模糊，但还能辨认出是1营某位排长的战前记录。
上面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几行字：“今日若死，望告家中，不必悲伤。
为国至此，本分而已。”
这种平静的担当，才是那支军队真正的底色。
而白玉才的恐惧与投机，在这种底色面前，显得格外苍白。
停战后，有记者想采访傅全有，请他谈谈西景山战斗的“英雄事迹”。
他只说了一句：“仗是大家打的，功劳是战士的。
那个叛徒的事，别提了，脏了报纸。”
他不愿多说，不是怕影响形象，是觉得不值得为这种人浪费笔墨。
真正的军人，不屑与背叛者同框。
联合国军在战后总结中提到这次突袭，承认“志愿军的突击速度和近战能力依然令人忌惮”，但对情报泄露只字未提。
他们不愿暴露自己接收过叛徒，更不愿承认即便有情报优势，仍被志愿军一小时内击溃。
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三八线中部的山风年复一年吹过。
1953年的硝烟散尽后，这里再没响起过枪声。
但有些事，一旦发生，就永远刻在了时间里。
比如一个营的冲锋，比如一个叛徒的下场，比如一支军队在胜利前夕依然选择主动出击的决绝。
这些碎片拼起来，才是真实的朝鲜战争——不是神话，也不是悲情，而是一群人在极端环境下，做出的真实选择。
有的选择光荣，有的选择耻辱，历史都记下了。
第一军后来长期驻守朝鲜，直到1958年全部撤回。
西景山战斗成了他们军史中一个不大不小但极具教育意义的战例。
每次新兵入伍，都会被带到军史馆，听这段故事。
重点不是讲怎么打下来的，而是讲为什么差点打不下来。
教训比经验更值得铭记。
白玉才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没有公开报道。
组织上认为，这种事不宜渲染。
但部队内部传达了处理结果。
所有人都明白：在志愿军里，背叛的代价，只有一种。
战场上的胜利有时会被时间冲淡，但纪律的威慑力却能长久留存。
正是因为对白玉才这类人毫不留情，才保证了绝大多数人在关键时刻能挺得住。
这不是道德说教，是血的逻辑。
你退一步，敌人就进一步；你松一寸，防线就垮一丈。
所以，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守住那条看不见的线。
1953年6月的那场战斗，从发起、进行到结束，不过十几个小时。
但它的影响，延续了很久。
它证明了志愿军即使在战争尾声，依然保持高度战斗意志；也暴露了干部审查制度的漏洞；更以一个叛徒的结局，给所有人上了一课。
这课不用讲，用事实讲就够了。
山还是那座山，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
如今站在西景山上，只能靠想象还原当年的场景。
但档案馆里的文件不会骗人。
它们冷静地记录着：某年某月某日，志愿军某部攻占某高地，歼敌若干，牺牲若干，另有叛徒一名，后伏法。
寥寥数语，道尽生死荣辱。
战争中，最可怕的不是敌人有多强，而是自己人不可靠。
白玉才的背叛，让1营多付出了几十条生命。
这些生命本可以活下来，如果那个参谋长能多一分骨气。
但历史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高地拿下了，叛徒伏法了，部队成长了。
傅全有晚年很少提起这场战斗。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赢了就是赢了，没什么好说的。
输了才要总结。
我们没输。”
这种朴素的胜负观，正是那一代军人的典型心态。
他们不追求被记住，只求对得起自己穿的这身军装。
西景山的石头，被炮火炸得滚烫，又被雨水浇冷。
如今上面长满了青苔，看不出曾经浸透鲜血。
但那些埋在地下的弹片，还在。
那些散落在山沟里的纽扣、饭盒、半截皮带，还在。
它们不说话，但比任何文字都更真实地诉说着：这里曾经有人战斗过，有人坚守过，也有人背叛过。
而最终，忠诚压倒了怯懦，阵地守住了，历史也记下了该记的名字。
停战协定签署后，双方开始清理战场。
志愿军的工兵在西景山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穿着志愿军军装，但位置在敌方雷区边缘。
经查证，正是白玉才。
他投敌后不久，就在一次小规模交火中被流弹击中，或是在混乱中踩雷身亡。
美军懒得收尸，就地掩埋。
直到交换战俘时，才想起把他挖出来充数。
他的尸体被运回，但没人给他立碑。
一个背叛者，不配享有烈士的待遇。
这就是结局。
没有戏剧性的审判场面，没有临终忏悔，只有一具被草草处理的尸体，和一份冰冷的判决书。
历史对叛徒，向来吝啬笔墨。
它只记录忠诚者的功绩，让背叛者在遗忘中腐烂。
但这段故事不该被遗忘。
不是为了记住白玉才，而是为了记住那个差一点就因为一个人的懦弱而失败的战斗，记住那支在胜利前夕依然选择冲锋的部队，记住纪律比生命更重要的年代。
今天的人或许很难理解那种绝对的忠诚，但正是那种忠诚，撑起了一个国家在危难时刻的脊梁。
1953年的夏天，朝鲜的山岭上，忠诚与背叛在同一个战场上短兵相接。
结果早已注定：背叛者被历史唾弃，忠诚者被山河铭记。
西景山不高，但它见证过最真实的人性选择。
有的选择向上，有的选择向下。
而志愿军，选择了向上——哪怕脚下是万丈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