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71年，我已在林彪的办公室工作了整整七年，堪称资深秘书。
自1970年庐山会议落幕，林彪便愈发深居简出，愈发孤寂，情绪跌至谷底。他西客厅门外墙边，摆放着一台八音盒，其体积相当于一个小型旅行箱。在林彪的居室内，杂物极少，而这台八音盒却成了唯一例外。叶群透露，这是康生从抄家物品中精选而出。每当林彪想要散步，内勤便会为八音盒上弦，它能演奏出十几首动听的曲目。然而，自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便再也没有触碰过它。据内勤所述，林彪甚至偶尔食用的零食也不再问津。
1970年，叶群将三名秘书调离，分别是郭连凯、张云生，不久后张益民亦随之而去。我原本工作量已大，如今四人的职责全落在我一肩，工作量之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忙得头昏脑胀，竟无暇顾及叶群的喜怒哀乐。然而，林彪的情绪波动却异常显著，他向来寡言少语，此刻更是沉默不语，甚至不再聆听我们秘书解读文件。他鲜少接待客人，也不愿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甚至连续多日不吐一言。偶尔观影，也仅让警卫秘书李文普挑选中外战斗故事片中近战片段，每部影片仅挑选一两本拷贝观看。林彪平日除了外出“转车”，便是独自在室内徘徊，更多的时候则是独自蜷缩在沙发中，显得愈发郁郁寡欢。
近期，林彪口述了数张纸条，内容涉及：保持开朗、愉快、活泼的心态；学会转移注意力；即使情况再糟糕，也绝不会糟糕到极点，切勿焦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饮食不宜偏食，多变换食物种类；加强体育锻炼……林彪吩咐保密员李根清将这些话语用毛笔抄录成三份，分别张贴在叶群、林豆豆、林立果的卧室内门后。
1971年新春伊始，林彪对李根清下达了指示：“请你在叶群的卧室内悬挂一句言辞——‘归根结底，损害无足轻重。’”李根清前往叶群处索取条幅，叶群却回应道：“无需书写。告知首长，我已知晓。”难怪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家湾的查抄中仅发现了林彪的两张纸条，原来部分条子并未真正转化为文字。显而易见，叶群并未将林彪的慰藉放在心上。
林彪坚称无误，拒写检讨。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拉开序幕。至4月20日，周恩来同志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相关文件及毛主席的批示转交林彪同志审阅，并敦促林彪同志与会并发表讲话。4月24日，我向林彪同志汇报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进展情况，其中提及：“会议热切期望主席、林副主席能够抽空与大家会面，若能发表数语，更是莫大的荣幸。”林彪同志听取我的汇报后，并未作出回应。随后，林彪同志作出解释：“一个人是否在暗中作梗，抑或并未如此，并非自己一言可决，须待他人评说方为定论。我选择闭门不出，缄口不言，避免与人私谈，并非有所顾虑，实乃不愿助长紧张气氛，亦不欲为人提供口实。”
李根清曾将文件递交给叶群，恰逢她正在通话中。电话那头，她声音低沉地倾诉道：“林彪同志近期身体欠佳，情绪亦颇受影响，即便晚间服用了两次安眠药，仍旧难以入眠……回顾过往，历来都是站在他身旁，支持他的，将他推至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今却对他进行打压……”这番话，正是叶群内心深处所想。
1970年庐山会议前，林彪就很少批文件了，一些文件都是叶群让李根清模仿批的。叶群愿意批就批，大多数是“同意主席批示”。林彪从庐山上下来，除了听我讲点中央传阅件外，几乎不听任何其它文件了。那时三天两头文件都报不上去，只能压着，一些重要传阅件在叶群那里也压好多天回不来，大多数文件只能原封不动退回去。
我对部队的管束不够严格，个人脾气不佳，今后需加强对部队的管理，并恪守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叶群坚称这系林彪之意，但真相究竟如何，却未能得到确切验证。然而，叶群口授的林彪检讨信并未呈送毛主席，而是被秘密搁置。换言之，林彪实际上并未亲自撰写过检讨信。
在四月的中旬，林彪在接见黄吴李邱之际，直言不讳地表示：“依我之见，你们的做法并无不妥。即便你们进行了自我反省，我也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因此而动怒。然而，我自身却不会进行检讨。”
未寄出的信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带领部下对毛家湾进行了查抄。他们从中发现了一封林彪于1971年5月23日致毛主席的信件。在这封信中，林彪向毛主席提出了所谓的‘四不一要’主张：”
……我们实施“四不一要”的原则，首先，在未来的十年内，针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所担任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批陈整风后，现任中央及政治局成员普遍被认为是可信赖的），我们将秉持不逮捕、不关押、不处决、不撤职的“四不”政策。若其中某位成员犯有错误，我们将通过党内思想批判的方式加以解决；若他们身体不适，我们将安排他人代为履行职责；如不幸病故，则将选拔合适人选接替职位；对于长期病弱要求退休的干部，将按照退休干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而“一要”的原则则是，在特殊情况下，必须遵循主席亲自下达的指示。
我不曾知晓林彪这封信的具体成稿过程，然而，林彪曾亲口向我透露了信中的核心内容——“四不一要”。记得那日，林彪将我唤至面前，逐句口述信件的主要内容，他边思考边言谈，我则在一旁取来一张白纸，将其一一记录下来。
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身边共配备了五位秘书，他们分别是：我、王焕礼、李春生、宋德金，以及负责保密工作的李根清。我们均能协助林彪进行记录工作。王焕礼是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被调任的，而宋德金则是新加入的秘书，主要负责阅读书籍。他们二人均未参与庐山会议。我本人与李春生曾赴庐山，但林彪对此并不知情，他只知道我参加了庐山会议。鉴于我是资深秘书，林彪在处理事务时更倾向于找我办理，并且他曾多次表达出想要“见毛主席”的愿望。
在这封致毛主席的信中，所提出的“四不一要”实则出自林彪之口。自庐山之行归来，叶群心中忐忑，而黄永胜、吴法宪等亦同样焦虑，不知将面临何种处置。尤其是叶群，她时常在林彪身边表达出对被下放到农村的担忧。
‘有必要这么做吗？’于是林彪决定将这封信保留下来。”最终，林彪并未将信件送出，而叶群则将信锁在了自己的保险柜中。
林彪内勤与毛家湾及红旗车合影。
林彪令客厅贴三“万岁”标语
“就将它们贴在那里。”这是林彪最后一次吩咐李根清书写字句，随后不久，他与叶群一同前往北戴河。
林彪的西客厅很大，一进门是一面墙，有两平方米左右。李根清坐在茶几旁，准备好纸笔，林彪一边来回散步，一边说：“写‘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林彪为何突然写这三条标语？
李根清未曾亲临庐山，庐山会议的相关文件亦未曾送达，因此，他对庐山之巅的种种事宜一无所悉，既不知晓陈伯达被揪出之事，亦不知晓毛主席亲笔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李根清的内心深处，毛主席与林彪的形象始终紧密相连。他困惑于周总理的到来，以及那三条醒目大标语的撰写，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
自是李根清不便过问。他取来一张宽幅纸张，将其横向对折裁剪，随后拿起一支粗犷的油画笔，蘸取鲜艳的广告红颜料，依照林彪的指示，迅速以美术字体书写了三条醒目的大标语。字体硕大，极为显眼。他将这些标语用图钉固定在林彪西客厅入口右侧的挂衣板上。此位置恰是进入林彪西客厅的必经之地，任何人步入西客厅，无不首先映入眼帘这三条标语。
在我心中，毛主席与林彪的交往颇具特殊性。回想起1966年9月，林彪暂居于人民大会堂之际，毛主席曾向他推荐了自己阅读过的《三国志·刘晔传》中的“郭嘉”章节。郭嘉，作为曹操的智囊，其才智与诸葛亮相仿，为曹操赢得无数战役，助力其统一北方，功勋卓著。毛主席为何会向林彪推荐郭嘉，林彪本人并未公开提及。据我所了解，林彪曾向毛主席写信，分享了自己对“郭嘉”章节的感悟。
北戴河最后一游
在北京举办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林彪并未现身。尽管周总理多次动员他出席并发表讲话，林彪却始终未予回应。然而，实际上，林彪内心深处却渴望能与毛主席进行一番交流。我们秘书部门都清楚，林彪不止一次地表达了想要见毛主席的愿望。李文普回忆道：“林彪情绪低落，曾强烈要求与主席面谈。当时，毛主席的联系方式主要是由叶群负责，我们‘林办’内部流传着林彪渴望与毛主席会面的消息。然而，毛主席长时间未予回应。林彪性格刚强，从不轻易屈服。因此，两人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
记得庐山会议后，有一天叶群开会回来，要看《何典》这本书，说是毛主席推荐中央政治局委员看《何典》。《何典》中有两句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句子都被制成卡片，林彪怎么理解，我们谁也不知道。
1971年7月17日，林彪与叶群毅然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林彪似乎一直在期盼着毛主席的召见，然而，这一期盼始终未能成真。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他们不得不启程前往北戴河。
这次我未能前往北戴河，选择留在了北京。临行前，叶群对李文普透露道：“首长（林彪）已有指示，我们不得继续留驻北京。若是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之间发生争执，11楼（江青）若前来向首长（林彪）汇报情况，恐怕局面难以应对。我们应前往北戴河以避开嫌疑，以免他人误以为是我们操控了局势。”
林彪及其夫人与家中工作人员一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位于右下角的是林立果。
叶群惯用专机如用专车。
林彪、叶群离毛家湾时，一切照旧。
8月5日，叶群前往北京301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翌日凌晨，检查结果揭晓，专家们经过会诊，排除了乳腺癌的可能性。此后，叶群重新振作，在毛家湾接待了吴法宪、邱会作等访客。事后，吴法宪在中央专案组交代时提及叶群曾谈及政变之事，而邱会作则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关于此事，至今仍未有明确的结论。至1980年审判“两案”之际，吴法宪承认自己曾说过谎，并表示叶群从未向他提及政变的相关问题。
8月16日，周总理、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前往北戴河拜见林彪，林彪随即下达了“加强战备训练”的指令。与此同时，毛主席南巡至武汉，并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等人士进行了交谈。8月23日，刘丰将毛主席在武汉时提及的“不宜让妻子担任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的观点告知了林彪的侄子林汉雄。消息迅速传至叶群耳中。“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林汉雄因牵涉其中而被监禁四年，然而经过深入调查，并未发现林汉雄与该事件存在任何关联。8月28日，林立果从北京致电李文普，表示“北京形势对叶群不利”，“老李，请你做好相应准备，首长（林彪）预计将在9月18日左右前往广州，此事不宜对外透露”。至8月底，叶群致电吴法宪，讨论了“妻子专政”的问题，并要求军委办事组在总参政治部或军委办公厅为她安排一份工作，她将不再担任林彪的办公室主任，并要求吴法宪与黄永胜商议此事。
“你这般傲慢，即便父亲相邀，亦不屑一顾。现他病入膏肓，尚未来得及见张清林一面。一旦你们之行确定，他的病自会痊愈。”无奈之下，林豆豆只得应允。她岂料，此次北戴河之行，竟遭遇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夜幕降临，九点钟左右，叶群向李文普传达了胡萍的指令，要求她调度飞机接林豆豆一行人前往北戴河。胡萍曾形容叶群对专机的使用如同对待专车一般，随叫随到，随到即走。然而，飞机与汽车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不是专机，普通飞机的起飞也需充足准备时间，绝不可能像汽车那样随意停车。汽车在地面上行驶，随时可停，而飞机在天空中飞行，若准备不足，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可见，叶群在9月13日凌晨匆忙登上飞机，或许也是抱着这种将专机视为专车的想法。鉴于专机夜间飞行存在安全隐患，当晚并未安排专机夜航。
9月7日的上午，遵照叶群的指示，我安排林豆豆、张清林、张宁三人前往西郊机场。大约在9时50分，叶群即刻命令内勤孙忠堂通知秘书李春生，紧急拨通毛家湾的电话，指示将《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以及几本俄语、英语会话的工具书，全部交由林豆豆携带，送往北戴河。然而，此时距离飞机起飞仅剩下短短的十分钟。为等待毛家湾送书过来，飞机不得不延迟了一个小时才得以起飞。直至11时40分，飞机终于从北京飞抵北戴河。叶群要求林豆豆务必抵达北戴河的缘由，是为了让林彪一睹女儿心仪的对象。这样的安排在情理之中，我并未多加深思。在林豆豆等人离开后的数日里，毛家湾依旧平静如常。
林立果展示“林彪手令”。
9月8日，叶群来电告知，林立果以治疗牙疾为由返回北京，务必确保此事的绝对机密性，并指示我联络301医院口腔科。回溯至“九一三”事件的前夕，林立果曾以同样的借口，三次返回京城，其中两次我都与他有过面谈。此次，他已是第三次自北戴河乘机返京，目的同样是为了看牙。当晚9时30分，他再次回到了毛家湾。恰巧，那天正是我在毛家湾值班的时刻。
林立果当晚并未选择在毛家湾过夜，他对那处的逗留时间极为短暂，仅取走所需之物便匆匆离去。我始终紧随林立果身旁，一同踏入他的居所。林立果告知我，若需与他取得联系，可拨打空军一号台。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之命令执行，林彪，九月八日”，并无印章。此白纸想必便是怀柔直升机事件现场，周宇驰将其撕碎后，由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搜集并上交的那一份。1972年7月2日，该手令经中共中央以中发【1972】24号文件对外公布，然而公布的“林彪手令”中，字迹已缺失三分之一以上。
审视“林彪手令”之际，我边行边阅，并未细加琢磨。依我之感，那字迹颇似林彪的风格。林立果并未对那张纸条的含义加以阐释，而我亦未主动询问。在“林办”度过的七年时光里，林彪此类便条已是司空见惯。林彪惯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提供的空白白纸书写，纸张无头无尾，以铅笔起笔，后来改用红油笔，字体大小一致，简短至极，每张纸上仅寥寥数字，往往仅一句话，如“文革”初期的那份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
在林彪心情愉悦之际，让他挥毫泼墨写下一纸便易如反掌。据我所知，叶群与林立果都曾向林彪寻求过此类条子。至于我，当时并未将林立果出示的那张纸条视作何等重要之物，亦未曾深究其背后的含义。我当时的想法是，林立果或许又与叶群发生了争执，这才使得林彪不得不写下这样的条子。
我未曾深思这手令究竟针对何人，以及遵循何种指示行事，仅凭那一句模糊不清的话语。林彪的口述通常都极为详尽，而这手令却显得过于笼统，缺乏明确性。“盼”要照“什么”执行？不得而知。而且，使用“盼”字，也不似林彪一贯发布命令时的语气。林彪平生未曾担任过副职，下达命令向来是铁令，果断坚决。“盼”字带有恳求、命令、商量的意味，这似乎更像是未曾担任过主要职务的林立果的语气。
1972年五月，林豆豆在玉泉山接受审查期间，曾被要求辨认一份“林彪手令”的复印件。她观察后认为，这份手令的字体与林彪的风格颇为相似，但似乎带有模仿的痕迹。在回答时，林豆豆使用了“像”而非“是”，并且一直坚持拒绝提供任何书面证词。
据我所知，叶群不仅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体。叶群学在前，她借口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林立果说：“主任学，我也学。”“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林立果拿的这个“林彪手令”转来转去，最后还在周宇驰手里。
直至后来我才明了，中央专案组对“林彪手令”的重视程度非同小可。知晓“林彪手令”者远超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数，《五七一工程纪要》在我所知范围内，直至“九一三”事件之前，未曾有所耳闻。1980年，在审判“两案”期间，相关部门根据直升机迫降现场搜集到的碎片，将其拼接复原，并制成照片，在法庭上公开展示，随后亦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该“林彪手令”的字迹呈竖版排列。然而，1999年，林彪的资深秘书关光烈透露，他所见过的“林彪手令”却是横版。令人遗憾的是，“两案”审判并未注意到“林彪手令”实际上存在两个版本。这也并不足为奇，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之外，无人同时目睹过两个版本的“林彪手令”。
叶群昨晚连打两通电话。
1971年9月12日，这一天标志着我在林彪办公室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点。恰逢我在毛家湾执行值班任务，换言之，我是那日毛家湾值班秘书中的最后一位。
林彪与叶群抵达北戴河之后，毛家湾留守的仅有两位秘书，分别是王焕礼与我。由此，我每隔一日便需轮值一班。回顾那最后一天，我虽尽力回忆所收发的文件与接听的电话，但遗憾的是，记忆却显得模糊不清。
叶群
午后的12点钟光景，叶群指示李文普通知李春生，即刻拨通毛家湾的电话。李春生接到指令后，立刻拨通了我的电话，告知主任要求将家中的文件分类整理后，即刻送至其处。我因未安排午休，便立刻着手将近期收到的文件进行打包，预备通过航空快递送达北戴河。记得前一天，叶群在听取李春生汇报14名副军职以上干部的任免情况时，曾要求李春生致电毛家湾，索取副军职以上干部的名册，并索要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一并送达。随后，叶群又索要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我均已妥善送达北戴河。遗憾的是，叶群行色匆匆，竟未将这些文件装入飞机带走。事后，负责清查毛家湾的工作组反馈，所有“林办”的文件均无缺失。
9月12日的午后，林立果返回毛家湾进行沐浴，事前他已致电要求中央警卫团二大队负责烧制洗澡用水。警卫部队除了负责住所的警卫任务外，亦需保障警卫对象家庭的水暖供应。林彪宅邸中的游泳池维护，以及冬季供暖、夏季制冷，均由警卫战士负责承担。林立果并未与我联系，我也未曾与他碰面，对于他的到来与离去的时间，我一无所知。
毛家湾这边一切如常。今夜，对林彪与叶群而言，将成为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夜晚。叶群正于北戴河精心筹备，为林豆豆与张清林举行一场“订婚典礼”。她曾言，计划在国庆节之际为爱女操办婚事，毛家湾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对此都心知肚明。
夜幕低垂，我接连接到叶群的两个来电。这两个电话在我记忆中格外鲜明，因为它们是我被软禁前的那个夜晚处理的最后一项事务。时间刚过九点，叶群来电，通话时长超过十分钟，内容皆是琐事。她主要谈论了林豆豆的婚事，接着又提及了毛家湾修建小厨房的事宜，以及前往大连定做衣物等。叶群提到他们计划先赴大连，随后返回，届时家中需打扫干净。她还提到在上海购买的尼龙外套破了一个洞，要求上海空军第四军管理处处长过全帮忙找人修补。叶群的电话通常都较长，事无巨细，她谈笑风生，与平日无异，甚至在通话中不时传来笑声。我并未察觉到她有任何慌乱的情绪，亦未察觉她有即将离北戴河的迹象。总的来说，我并未察觉到叶群有任何紧张或异常的表现。
在向叶群汇报完其他事项之后，我询问了关于毛家湾饲养的那几只乌龟的处理办法。管理员童显华向我解释，这些乌龟饲养已久，若发生伤亡，他无法承担责任，因此询问该如何是好。此类问题，我并不敢自行决断。叶群当时并未立即回应，稍后，她又第二次拨通了我的电话，指示道：“明日将这些乌龟送往钓鱼台，让江青同志享用。”她详细地交代了乌龟的烹饪方法。然而，最终并未如愿，当晚毛家湾便被严密封锁，我因此失去了自由。“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们被集中至“亚疗”接受调查。在面对面排查的过程中，我听闻9月12日当晚，在北戴河的叶群忙于应付，频繁接打电话。在结束与我通话后，她与胡敏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核心议题是林豆豆的婚事。胡敏则趁机提及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称赞她孙女的名字选得甚好。
9月12日夜晚，我选择在办公室安顿下来入睡。大约在午夜时分，我进入了梦乡。在睡前，毛家湾的环境一切如常，我并未察觉到北戴河方向有任何异常。
“九一三”拂晓时分，毛家湾上空回荡着沉闷的脚步声。
在9月13日的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林彪的专机悄然升空，而我对此一无所觉。
12日晚，接连接到叶群的两次来电后，我忙完手头的一些琐事。夜色渐浓，我很快进入了梦乡。然而，梦中突然被屋顶上传来的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惊醒。这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谁敢于在毛家湾的屋顶上行走？毕竟，外围有严密的警卫，而毛家湾附近也有施工人员忙碌。由于我无法离开办公室，便没有外出一探究竟。坦白说，我对此并未过分在意，随后又继续入睡。
后来方悉，留守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奉团长张耀祠之命，于林彪专机起飞之际，即指挥中央警卫团二大队的守卫力量登顶毛家湾，掌握了该地的制高点。北戴河林彪的别墅亦不例外，受到了严密的封锁，警卫工作瞬间转变为看守任务。
约莫过了半小时，蒋廷贵再次接到张耀祠的指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若正在岗位上，不得擅自离岗；若不在，明日即不得再回岗位。需在家中静候通知。自此刻起，所有送来的文件，秘书只能接收，不得擅自拆阅，亦不得向外传递。机要室的钥匙须上交，由你负责保管。速即前往通知值班秘书，并确保他们严格执行。同时，指派一名干部及一名战士现场监管。”
9月13日的早晨，天亮了。我去院子里收昨晚晾的衣服。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在值班室外，不让我出门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钓鱼台又在搞什么事端？我大发脾气，林彪办公室的工作耽误了怎么办？警卫战士仍不放我出门，说这是上边指示。我无可奈何，只好退回屋里，什么也不让我干。我想不出会出什么事情，做梦也不敢想林彪会出事。
蒋廷贵转告我张耀祠的命令时，我顿时愣住了，无言以对，简直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经过一番迟疑，我终于回过神来，向蒋廷贵追问：“这命令是谁下达的？为何要采取这种方式？”
蒋廷贵语气坚定地说道：“抱歉，我乃奉命而来，恳请您务必予以配合，执行既定任务。为了我们的工作顺利进行，我们需留下两位同事在此，希望您能够予以协助。”
“这是谁的命令？”
蒋廷贵提及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张耀祠，他不仅是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还担任着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重任。听闻此言，我自然不再多言。我心知肚明，张耀祠是毛主席的亲信，我唯有遵从。即便他不许我进入办公室，我也无法强行进入。
接下来的数日里，我被限制在家中不得外出，连文件也仅限于接收而不允许发送。
此后，我与“林办”全体员工同遭囚禁，长达近四载之久。
北戴河96号楼
林彪生命最后七天
作者：徐焰
核心提示：在短短7日的时光里，北戴河96号楼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激荡。众多人士因种种缘由汇聚于此，而唯有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选择离去。
北戴河96号楼
距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联峰山莲花石旁，一栋青灰色工字形二层小楼隐蔽其中，因其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处别墅楼中排序96号（毛泽东居住的别墅为95号），亦名96号楼。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是从这里，匆忙坐上了前往山海关机场的汽车，一去不复返。这栋青灰色工字形二层小楼由此成为林彪生命中最后时光的唯一见证。
1969年，北戴河96号楼落成之际，林彪正处于权势巅峰。他忌讳阳光、畏忌风声、惧怕水波、反感嘈杂声响、忌讳温差突变、畏惧人群拥挤……对于许多常人无所畏惧的事物，林彪却有着特别的忌讳。因此，当他在北戴河的住所提出要求，希望远离喧嚣之地、避开其他高级将领、远离海滨时，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并立即调派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七工区，在原莲花石公园的松涛草堂旧址上动工，精心打造了这座独具风格的独立别墅。
看似其貌不扬，然而96号楼的内部设计却匠心独运。为迎合林彪对风的忌讳，该楼室内墙壁特别厚重，木质门窗坚固耐用，窗户均被厚重的红色落地窗帘严密遮蔽，通风性极低。96号楼的布局与毛家湾颇为相似，林彪居于东侧，叶群则住在西侧，两者之间宽敞的长廊则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区域。林彪卧室的西墙上，整齐地设有四个放映电影的小孔，大小和高度均经过精心设计。一楼转角处，还有一个深达20多米的室内游泳池，尽管林彪畏惧水，但这个泳池却是为叶群量身打造的。别墅旁边，巧妙地利用了原有山势建造了一个隐蔽的车库，其中设有通往楼内的汽车通道，米兰app汽车可直接驶入客厅。
一般来说，如果夏天在北京没有事的话，林彪会经常去大连或北戴河居住。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不愿住在北京，而是经常往返于苏州与北戴河之间。直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九届二中全会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还未作过任何检讨，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
1971年，北京的夏天格外炎热，林彪又去北戴河避暑，他的得力助手和儿子林立果坐镇北京，不时向他汇报情况，特别是毛泽东的动向。毛泽东的南巡始于这一年的8月15日，主要目的是向各地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招呼”，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学陈伯达到处游说，强调 “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同时，在与干部的对话中，毛还点了林彪的名，直接批评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一事。
往年毛泽东外出，返程基本上都是在9月底，但1971年的南巡，毛却提前半个多月返回北京，在他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11个小时后，林彪专机突然从北戴河强行起飞，两个小时后飞机坠毁，九一三事件由此产生。
从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密报给林立果，到9月6日晚间，黄永胜将毛谈话的内容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与叶群，再到9月12日晚林彪等人慌忙乘飞机逃跑。短短7天时间里，表面看似平静的北戴河96号楼，实则暗流涌动，各路人马因各种原因齐聚此地，离开的却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
初次见准女婿、准儿媳
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回忆，9月6日那天，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批评林彪的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林立果，谈话内容，他不清楚。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林豆豆带着她的男友张清林和林立果女友张宁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1991年，林豆豆、张清林、张宁合影
9月7日午前11时有余，林豆豆、张清林、张宁及负责林豆豆警卫任务的空政保卫部处长杨森抵达北戴河。他们三人被安置于距离96号楼约400米处的一座黄色小楼内，该楼警卫编号为56号楼。林立果所居的57号楼则位于相隔50米的小柏油马路对面。
抵达北戴河后不久，林豆豆便被林立果邀请至57号楼的私人居所进行私密交谈。不久后，林彪与叶群希望与林豆豆会面，李文普遂前往57号楼传信，却被周宇驰阻拦于门外。直至他告知周宇驰是首长有见林豆豆的意愿，周宇驰方才允许其入内。
与张宁、张清林重逢，林彪脸上洋溢着喜悦。当叶群询问他是否满意时，他语气中充满了满足：“满意，非常满意！一个出自老红军之家的女儿，一个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儿子，真是再好不过了！”然而，就在这同一时刻，叶群正忙于策划叛逃。9月7日晚上9点30分左右，总参二部的一名参谋照常为叶群进行“授课”，原本的课程内容是关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的介绍，但叶群却出人意料地，拿起《世界地图集》，开始询问有关蒙古的大城市分布、苏联军队的驻扎地点，以及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苏联军队的兵力情况。
风暴前，家宴乐
得知南行谈话的消息后，儿子在北京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而妻子则在北戴河暗中策划着逃离。相较之下，林彪本人却显得异常“平静”。据李文普回忆，“9月8日那天，林彪一切如常，96号楼内一片宁静，他也没有询问我林立果的去向。直至夜晚，林立果从北京来电，告知自己已安全抵达，并让我转告首长。我立刻将此消息报告给了林彪和叶群，林彪点头应允道：‘好！’9月9日，北戴河的96号楼依旧保持着平静。海边有人在游泳，山上警卫森严，‘林办’的工作人员也像平日一样各自忙碌。”
因前一晚彻夜未眠，林豆豆于9月10日睡至午后两点方才醒来。醒来后，她便与张清林、张宁一同前往山海关和秦皇岛畅游。张宁为林豆豆挑选了一只可爱的小鸟作为礼物，而林豆豆则回赠给父亲一个精巧的机械兵人偶。只需上足发条，这个机械兵人偶便能模拟扛枪、匍匐前进以及瞄准射击的动作。林豆豆的父亲见到这礼物后，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叶群随即示意李文普拿出相机，将这难忘的瞬间永久定格。
又是迎接未来的女婿与儿媳，又是乐在其中地摆弄着小礼品，又是按下快门，合影留念，然而，无人能窥探林彪心中所想究竟如何。即便根据后来的揭露材料，在这最后的七天中，他在卧室里究竟做了些什么，依旧鲜为人知。
于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指示李文普即刻拨通毛家湾的电话，要求家中即刻备齐副军级以上干部的名册以及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她言道：
“领导需要考虑一下军事准备的相关事宜。”同时，我试探性地提及了自己想去广州的念头。那时的李文普对此并未在意，只是随口回应：“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去广州有何要事？”他并未对此事进行追问。
12日清晨，林彪指示李文普整理行装，预备前往大连。午后，林豆豆突然对李文普言道，“林立果屡屡行恶，意图加害毛主席，他们即将前往广州。”
若是情况不妙，便请首长前往香港，切莫让首长踏上飞机离去。”这番话令李文普如同未解之谜的丈二和尚，一头雾水，不明所以。
在此处，李文普正对林彪究竟是前往大连还是广州而犹豫不决，而与此同时，叶群携林豆豆、张清林至林彪面前，说道：“张清林求婚，豆豆欣然应允，今晚便举行一场‘订婚典礼’。”林彪闻言击掌称善。
“真是喜讯连连！恭喜你们喜结连理！”随即，我与叶群、林豆豆、张清林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当夜，叶群亲自吩咐秘书及工作人员，虽不设宴款待，却要精心准备香烟、美酒、糖果、香茗等，此外，还需预备两部影片供大家消遣。
正当众人为林豆豆与张清林的订婚喜讯欢欣鼓舞之际，谁也不曾料想，在歌舞升平的北戴河96号楼中，一场即将引发的“大地震”正悄无声息地酝酿之中。
最后一场电影
初现林立果的意外造访。夜幕低垂，96号楼的走廊内正播放着一部香港爱情电影——《甜甜蜜蜜》。林豆豆、张清林、“林办”的秘书、警卫员以及服务员们都被召集过来，一同观影。大约在晚上八点钟，电影进行到中段，秘书宋德金突然接到海军山海关机场的电话，电话那头告知有一架身份未明的飞机即将降落，询问“林办”是否有所了解。此时，叶群正忙于筹备女儿的订婚仪式，竟忘记为儿子安排车辆。得知飞机即将降落的消息后，她急忙拨通李文普的电话，告知林立果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庆祝豆豆的订婚之喜。
‘如今这个时辰，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处理。’”
面对紧迫的局势，林豆豆立刻召集李文普与刘吉纯商讨对策，并迅速向当时驻守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及二大队队长姜作寿汇报情况。周恩来闻讯后，即刻指令山海关机场，命令林立果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返回北戴河，但必须是在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共同下达命令后方可起飞。鉴于李作鹏与林彪的特殊关系，他巧妙地调整了周恩来的指令，从而最终保障了林彪的逃离。
周恩来对叶群的电话关怀。9月12日深夜11时30分，周总理亲自致电叶群，关心林彪的健康状况。在询问叶群是否知晓北戴河设有专机时，叶群起初否认，稍作停顿后转述：“确实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乘坐的。他父亲提到，若明天气候适宜，他将驾机翱翔一番。”总理在电话中询问叶群是否计划前往他处，叶群回答：“原本计划前往大连，只是这里天气渐凉。”周总理提醒：“夜间飞行存在安全隐患。”叶群回应：“我们不会在夜间飞行，待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转好后再启程。”通话结束时，周恩来不忘叮嘱他们在飞行前掌握好气象信息，并表示如有需要，他将亲自前往北戴河探望林彪同志。
去机场必经8341部队
通话结束，指针停在了11点40分的刻度。叶群即刻唤来李文普，命其在林彪卧室外静候。她率先步入房内，与林彪简短交谈后，便示意李文普入内。李文普追忆道，“彼时，林彪业已起身，衣衫整齐地立于床榻之旁。林彪对我说：
{jz:field.toptypename/}“今宵难以入眠，你即刻整理行装，咱们即刻启程。”
大约在23点50分，当事人陈占照回忆道：“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同步入林彪的私人客厅。片刻之后，叶群与林立果相继离室。林彪再次拨打铃铛，命令我即刻夜航前往大连，无需停留休息。他指示，只需携带必需品，不必过多携带，足以应付即可。预计在大连停留一周后返回，届时将回到北京庆祝国庆节。当时，刘沛丰静静地站在客厅门口，未曾发表一言。我还注意到，沙发旁摆放着三四只黑色的手提包。”
夜幕降临，96号楼内聚集了众多目击者。随着红旗防弹专车的缓缓驶至，林彪、叶群、林立果依次登上车。依照惯例，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落座于前排，其后依次是林立果、刘沛丰、叶群以及林彪本人。
刘吉纯匆匆抵达96号楼前，却发现林彪的座驾早已驶离。他随即与宋秘书、李秘书及小张一同，敏捷地登上了一辆“伏尔加”轿车，直驱山海关机场。
此刻，8341部队的姜作寿大队长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紧急指令，随即宣布警卫部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旨在阻止林彪的车辆离开北戴河。鉴于96号楼坐落在半山腰，仅有一条通往南方的道路，林彪的车辆若需下山，必经林豆豆的57号楼及林立果的56号楼，随后便是8341部队的58号楼。而道路中段的东西两侧，分布着55号和56号等楼群，正是警卫部队的驻地。
因此，姜作寿作出指示：“于55号与56号楼之间设立一个分队，随后沿马路向南延伸约200余米再增设一个分队。队员们沿大道排列，形成两道‘人墙式’的警戒线，旨在拦截林彪的座驾，防止其擅自外出。其余警卫战士则全部集结于楼内，室内灯火熄灭，但未脱衣物，保持清醒，随时处于备战状态，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吕学文回忆道：“当时，警卫人员目睹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以及林彪的秘书兼警卫队长李文普，自96号楼步出，登上了汽车。随即，司机杨振刚驾驶车辆，迅速沿着南行的大道疾驰而去。就在此时，不知从何处传来了警卫战士的连续呼喊声。”
‘车辆驶至，速速拦阻！’我那时身处第一道防线，十余名战士纷纷挥动手势，大声呼喊：‘停车，停车！’然而，那辆汽车不仅未减速，反而持续鸣笛，油门越踩越猛，径直冲向了我们的‘人墙’。事后得知，那时叶群在车内向杨振刚下达了指令，她宣称：‘8341部队背叛了首长，意图加害首长，立即冲过去。’中队长肖启明守在第二道防线，位于道路东侧，目睹汽车突破第一道防线，朝着他们猛冲而来。在战士们的连续呼喊‘停车’无果的情况下，他为了保护首长安全，毅然横向射击司机，企图通过击毙司机的手段，阻止逃逸的车辆。然而，那是一辆防弹车，子弹根本无法穿透，汽车遂又冲过了第二道防线。”
撞断铁道栏杆
车外，警卫战士们被突如其来的汽车冲撞得四处散落，车内，据李文普事后回忆，当他听闻林彪询问林立果伊尔库茨克的距离以及飞行所需时间，他立刻意识到此次行动竟然是逃亡计划，于是下定决心立即下车。
车辆行驶至七八十米开外，吕学文目睹了惊人的一幕：“红旗专车猛地刹车，随即，车内的李文普跃出车外，向后奔跑数步，似乎还高声呼喊。随后，车中有人（后悉为林立果）举枪射击，连发数弹，李文普随即倒地。我们警卫人员立刻策马追赶，然而，当距离汽车仅有三五米时，车辆如闪电般逃离了北戴河。”警卫人员无奈被远远甩在后方。
吕学文紧坐在吉姆车内，车辆如箭在弦上般迅速追逐着林彪的座驾。穿越北戴河小街后，汽车沿着北向道路疾驰。当他们驶过海边的大桥，视线中捕捉到了林彪汽车的轮廓，司机立刻加大了油门加速。然而，林彪的座驾毕竟非同凡响，吉姆车与红旗车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着一段不小的距离。
待至他们逼近山海关机场邻近的铁路道口，铁路值班房已然降下栏杆，横亘在南北通道之上，显露出东西向火车即将驶来的信号。此刻，“林彪的座车恐怕被尾随的车辆赶超，凭借其特殊的车辆构造，猛踩油门，硬生生撞断栏杆，径直飞驰向机场。我们抵达道口时，一辆装载油罐的火车正轰隆隆地从东往西驶过。在汽车灯光照耀下，尘土飞扬，视线变得极其模糊。我抬手查看手表，恰好是13日凌晨零点13分。当我们追至山海关机场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然起飞。那时，大约是零点30分光景。”（摘自吕学文《我是林彪出逃的拦截者和追击者》）
自离开北戴河的96号楼已逾两小时，林彪、叶群与林立果坚定不移地翱翔于云端，自此再无音讯。而关于林彪是否存有逃离之意，他究竟目的地是大连、广州、苏联抑或蒙古，这一切的谜团亦随同坠毁的残骸一同沉入了历史长河，悄然无声，无迹可寻。
本文选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由徐焰先生著作，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亲历“九一三”：
我令用油料车阻止林彪专机起飞。
佟玉春 口述，舒云 整理
山海关站参谋长：佟玉春
一
1971年9月12日，下午6点30分，山海关机场的调度值班员李万香紧急上报：一架来自北京的专机即将抵达。作为场站参谋长，我肩负着确保专机安全着陆的重任，遂即刻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然而，专机却迟迟未至，直至晚上8点10分，才传来专机即将到来的消息。
20时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于山海关机场缓缓降落。我依循惯例，来到专机旁迎接。在机场，每当首长登机或离机，领导们总是负责接送。我目送林彪之子林立果步出机舱，其后紧随一位身着军装的男子（后悉知其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频繁出入，我们已相识多次。他向我致以简短的问候，便转身准备乘车离去。
忽然我发现北戴河并未安排车辆接送。这真让人不解！难道中直机关未曾派遣车辆？我立刻指示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取得联系。
林立果面露焦急，仿佛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等待北戴河的车辆到来，遂向我恳求借车。回溯至1969年，我们场站成立之初，上级慷慨地分配了六辆崭新的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实属罕见。不久，吉普车抵达，林立果急忙示意司机下车，自己则迅速占据了驾驶座。刘沛丰一上车，林立果便迅速启动了车辆，疾驰而去。
我发现林立果迷失了方向。夜幕低垂，加之他对机场道路的不熟悉，林立果误入维修飞机的机库。我急忙前往，只见他的车辆撞上车库门，引擎熄火。他试图掉头，却始终无法重新启动引擎。我迅速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没有多言，换上新车后，与刘沛丰立刻疾驰而去。
我心中的担忧愈发沉重，从山海关机场至北戴河相距四十余公里，路况不佳，白日里车辆稀少，夜间则更是空无一辆。若林立果的车辆在途中再次抛锚，前无村落，后无市集，他恐怕将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于是，我与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议：鉴于他驾驶的是我们机场的车辆，为免途中发生意外，我决定亲自上路一探究竟。
在潘站长的首肯与史政委的支持下，我再度调度了一辆吉普车，沿着道路一路追踪至北戴河西山的大门，然而依旧未寻得那辆吉普车的踪迹。直至此刻，我方才安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直至“九一三”事件爆发，我才得知，林立果在接近秦皇岛的途中，曾遭遇北戴河派来接他的轿车。他遂将吉普车替换，驾驶轿车返回北戴河，而那辆吉普车则由接他的司机驾驶回北戴河。
我回山海关机场时快22点了。
鉴于专机停靠于山海关机场，潘浩与史岳龙依旧坚守在机场内李海彬所管理的平房调度室中。李海彬，身为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夏日，他都会被派遣至山海关执行现场指挥任务。这间朴素的平房不仅是李海彬的调度中心，更是他的临时居所。每当专机穿梭于山海关机场，李海彬便会负责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以便实施相应的指挥工作。
我询问具体情形，潘浩回应道，专机将于次日清晨7时整起飞。
自1970年引进三叉戟飞机以来，三叉戟曾多次降落在我们的山海关机场，但每次停留均为一日往返，从未有过在山海关机场留宿的经历。
我踏进机场宿舍的门槛时，时间已是22点有余。我不禁心生疑惑，北戴河为何未派遣人手来接应林立果，而林立果的脸上更是布满了紧张的神色，仿佛即将发生什么重大变故。尽管我无法理解个中缘由，但内心深处仍期盼着山海关机场能够平安无事。身为参谋长，我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因此，即便夜深人静，我也未敢脱去衣衫入睡。
约在23点30分，与我同住一栋楼的政委史岳龙敲响了房门，催促我火速前往他的住所。史政委向李万香同志转达了潘站长的电话，原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先后两次致电。首次通话中，李作鹏询问了当日下午是否有飞机抵达山海关机场及其到达时间。潘站长对此并未重视，遂将情况告知。然而，大约10分钟后，李作鹏再次来电，询问飞机的具体型号。潘站长此时已略显焦虑，于是拨通了史政委的电话，将这一情况告知。
此刻，潘站长亦踏入了史政委的住所，我们三人皆认为此事非同小可。
我心中始终萦绕着不安，坚信有必要即刻将这一状况上报给海航某师的上级。幸运的是，他们也认同了我的看法。潘浩在电话中对师长张兆发紧急汇报，称有突发情况，要求师部立即派人前来。师部驻地位于辽宁锦西，需乘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方能抵达，但当时我们别无他法，唯有自行设法应对。
我们三人彻夜奔波至机场，途中亦将副站长赵雅辉唤醒，向他说明了情况。四人随即赶往场站调度室。李万香紧急汇报：0点6分，李作鹏政委已第三次来电，强调飞机起飞必须遵从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的命令，即便他人批准亦不可起飞。李作鹏还明确指出，任何指示都必须向他汇报。听闻此言，我心中愈发震惊，看来一场重大事件即将上演。
值班员李万香进一步汇报称：李海彬已预约了两辆油罐车进行加油。
二
当前形势紧迫，确保专机安全是我们的首要职责。我向潘站长建议，是否直接与李作鹏政委进行通话？抵达指挥所后，我将通过保密机与海军总机联系，并将电话转交给潘浩，由他直接与李作鹏沟通。李作鹏在电话中重申了之前的指示。我随即提醒潘浩，飞机正在加油，若出现紧急起飞的情况，该如何应对？李作鹏对此情况似乎也感到意外，稍作迟疑后表示，若需强行起飞，应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潘浩随后请示是否需通知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这一做法。
站长潘浩与副站长赵雅辉前往告知潘景寅，不料他却并未在居室内。事后方知，潘景寅当时正身处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中。若当时二人曾至调度室探查，自可顺利将通知传达给潘景寅；然而，潘景寅是否留意，则是另一码事。
13日凌晨0点15分，我沿着小径步行前往停机坪。行至距离林彪专机不足百米之处，只见林彪的大红旗轿车迅速驶入机场，紧邻专机停下，时间恰是0点22分。
我急忙奔向专机旁，目睹林立果与刘沛丰率先走出车门，紧接着，林彪与叶群亦步履匆匆地下了车。叶群声嘶力竭地呼喊：“有人意图加害林副主席，我们必须立刻离开！”她奔至油车旁，高声疾呼：“立刻将油车驶离现场！快，把油车开走！”
林立果跃下车辆，声嘶力竭地喊道：“快！快！快！飞机即将起飞，必须迅速启动！”我的目光捕捉到，林彪一行人并未等候梯子车的到来，而是直接沿着驾驶舱旁的工作人员梯子攀爬。率先登梯的是刘沛丰，紧接着是叶群，林彪亦步亦趋地紧跟其后。
此刻，一辆吉普车辆驶入停机坪，七八名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陆续下车。他们并未表现出任何情绪，只是呆滞地注视着林彪等人登上飞机。
林立果匆匆走向专机旁，拿起旁侧安装的固定电话。林彪走下专机，后来方知此人系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随即召集三名机械师加紧工作，其中李平和张延奎两位机械师迅速攀爬至飞机右翼，开始加油作业。与此同时，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内忙碌于飞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目睹了林彪的到来，却发现两名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五位机组成员尚未抵达，于是果断离开飞机，拨通了李海彬的电话。
我当机立断，拦住邰起良并严肃地告诉他：“未经周总理的批准，专机不得擅自起飞！”邰起良对我投来一抹疑惑的目光，但并未发表任何言论。
林立果将邰起良引领至机舱，邰起良显得有些踌躇，不时回首望去，目光流连。林立果则是在众人之后，最后一个踏入机舱。
情况显得尤为紧迫。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明确指出，周总理禁止这架专机起飞。我果断决定采取特殊手段，派遣两辆油罐车以阻止专机起飞。我指令油料科长王学高与油料排长王敬之分别率领一辆油罐车，驶至滑行道出口前方50米处，坚决阻挡专机，确保其无法起飞。
此后，诸多人士询问我，究竟何种勇气使我敢于阻拦林彪的飞机。我答道：“周总理下令不得起飞，无论何人下令，飞机都不得升空，我有绝对的信心！林彪此次乘坐飞机，宛如逃亡般匆忙。塔台既未调度放行，亦无领航与通信保障，情形反常至极！”
遗憾的是，我所部署的两辆油罐车仅有其一勉强到位。若两车均能完全到位，无疑将彻底封堵林彪的专机，使其既无法前进，亦无法退却。而那架庞大的三叉戟专机亦无法转身，将两辆油罐车轻易打发。我即刻命令机场警卫连紧急集结，却因疏忽，未携带枪械。我急忙奔向外场值班室取枪，并迅速携带着枪支与仅有的三发子弹返回。
此刻，林彪的专机引擎轰鸣，缓缓启动。跑道上昏黄的灯未亮，唯有停机坪的灯光若隐若现，而警卫连却还未抵达。我朝天连射三枪，旨在催促警卫连火速赶到。李万香闻声即刻熄灭停机坪的照明，瞬间山海关机场陷入一片漆黑。
三
此刻，林彪的专用飞机的三台发动机均已启动，轰鸣声震耳欲聋。由于机头灯的照亮，我得以目睹飞机迅速穿梭。或许是飞行员潘景寅过于心急，误将飞机驶向跑道边缘的一堆巨石。这些石头是跑道维修后遗留的，尚未得到清理。潘景寅强行转弯，角度达到惊人的90度，导致飞机提前转向，一个轮子深陷于跑道旁的豆田中。9月12日那天，山海关地区正值大雨倾盆，豆田里泥泞不堪。我急忙乘坐一辆油车追赶，然而在我抵达之前，林彪的专机已加大马力，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从东向西冲入了跑道。
尽管专机已消失于视野，我仍坚信它未曾起飞，目光不自觉地转向了西边的秦皇岛方向。与此同时，负责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也乘坐车辆抵达，告知我们飞机已然起飞。
我与姜作寿同行，前往观摩那辆尚未完全到位的油罐车。王学高所领的油罐车并未遵照我的指令驶至预定地点。他显得有些恐惧，声称需下车一探究竟，遂下车离去。驾驶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同样未执行我的指令，车辆停在了半途。王敬之见油料科长的车辆掉队，也借口下车查看，随之离开了油罐车。车上仅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虽然将油罐车驶至指定位置，却未熄火。林彪的专机抵达，机上有人高呼：“油罐车，快让开！油罐车，快让开！”他惊慌失措，急忙将车辆驶向路边，然而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伤了油罐车顶部的铁盖，导致铁盖上的棍子弯曲，飞机上也脱落了不少物品。约一个月后，豆子收割完毕，当地百姓前往田间拾草，将收集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物品交予我们。我们随即将这些物品如数转交给了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我与姜作寿同行至调度室。随即指示李万香联络邻近雷达站，启动设备，严密监控飞机的动向。林彪的专机先向西方飞行，随后转向，驶向赤峰的方向，雷达信号很快消失于无形。那时，我们尚未意识到林彪的专机已越出国界。晨曦初现之际，海航某师的师长张兆发及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天保相继抵达。
9月13日，下午两点之前，姜作寿向我来电告知，林彪的专机不幸坠毁，具体地点尚不明朗。随后，包括我在内的八位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本人、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长王学高、油料排长王敬之、司机刘三儿以及另一位司机（遗憾的是，我已忘记了他的名字）——均被召集至沈阳军区，各自撰写了相关材料。事件过后，我们便重返机场继续工作，王学高和王敬之亦未受到任何处分。
林彪三叉戟飞机残骸
长久以来，我对林彪专机事故的起因深感好奇。空军的一份报告指出，事故的原因是燃油耗尽。然而，我坚信林彪专机失事并非仅仅是燃油耗尽，而是由于飞机与油车发生碰撞，导致右翼遭受严重损伤。在阅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所著的书中，我特别留意到三叉戟专机的右翼上存在一个直径40厘米的巨大空洞。鉴于飞机外壳为铝制，而油车盖子为铁制，铝的硬度远不及铁，铁棍都能被弯曲，那么这架飞机的右翼底部所受的损伤必然相当严重。三叉戟的机翼均为油箱，且飞机右翼下方设有加油口。或许碰撞初期并无大碍，但飞行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后，在高压气流及其他复杂因素的作用下，飞机受损部位承受的压力远超其他部位，因此很可能发生破裂或起火。当然，我未曾见到有人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然而，我认为这却是探究“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原因的一个关键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