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下旬，我国遭遇了一场轰动全国的“《解放日报》风波”。这场事件究竟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下引发的？其真相与事实又是如何的呢？
身为事件的直接见证者，我不仅在事后对其进行了详尽的核实与深入研究，更现将所忆所想整理成文，与大家分享。
1、上海红卫兵坚决批判上海市委所推行的“资反路线”。
(1)《红卫战报》：“《解放日报》是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
随着上海市内各路革命造反派及来自北京的众多红卫兵对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声讨，上海的青年红卫兵亦被激发斗志，纷纷加入揭露和批判市委资反路线的行列。在上海众多红卫兵组织中，以复旦大学为核心的“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规模尤为庞大。该组织汇集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二医学院等上海知名高校的红卫兵造反派力量。其核心成员包括复旦大学学生马立新，以及劳元一等。此外，其他知名红卫兵造反组织还包括同济大学的“东方红”（负责人有陈敢峰等），交通大学的“反到底”（负责人有严步东等），以及中学系统的“中学红代会”、“中串会”等。
“红革会”与上海红卫兵总司令部共同创办了一份名为《红卫战报》的报纸，版面宽达对开一大张。这份报纸的编辑团队由各大高校中的文笔佼佼者组成。其中，吴鸿业便是其中一员，他身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年级学生，曾于解放日报社进行实习。在1966年11月下旬出版的第九期《红卫战报》中，刊载了一篇深刻揭露与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长篇评论。此外，《红卫战报》还指出，《解放日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已沦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2)“红革会”呼吁《解放日报》免费赠送《红卫战报》。
遵照中央的指导精神，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报纸均由当地新闻、出版和教育部门负责无偿印刷。《红卫战报》则由解放日报社代为承印。至于发行工作，起初是由“红革会”自行承担。
首先，本期《红卫战报》刊载了批判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关键文章；其次，市委应端正态度，进行自我反省，纠正错误；再者，《解放日报》已成为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亦需通过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最后，以《解放日报》附送造反报的做法已有先例——此前，“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红总司”），以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请求将他们所出版的《革命造反报》附于《解放日报》中一同发行。市委对此表示同意，并于11月25日准时照办。
正当此时，《红卫战报》第九期已印刷完毕，总计六十余万份。然而，“红革会”提出仿照惯例，将该期报纸与《解放日报》同版发行，却意外遭遇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以及邮局的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革命造反报》与《解放日报》并版发行乃“市委未经深思熟虑，未充分考虑邮电局职工与《解放日报》众多读者的意见，轻率作出决定”，此做法“不合常理，引发了各界的普遍抵制”，“市委的主要负责人现场进行了检讨”，“邮电部门亦就此事件进行了自查”；因此，经慎重考虑，决定不再批准《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同发行。
面对“红革会”的要求被拒，他们心中愤懑难平。尝试与市委领导取得联系，却始终无果。当转而寻求解放日报社党委支持时，党委书记马达已音讯全无，日常工作只得由刚晋升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暂时接管。王树人性格温和，言辞不多，对于无法与书记取得联系的情况，他婉言拒绝提供帮助。他既不便明言市委和报社党委的反对态度，也仅能以太极推手的方式应对红卫兵。眼见着60多万份第九期《红卫战报》因故无法发行，“红革会”的成员们情绪逐渐失控，焦虑不安之感油然而生。
(3)市委坚决拒绝额外赠送，红卫兵随后进驻了解放日报社。
1966年11月29日的傍晚，我刚刚在报社食堂享用完晚餐，一位同事匆匆告知，报社迎来了为数不多的红卫兵，他们正在与党委就附送《红卫战报》事宜进行交涉。在三楼会议室中，聚集了十几名红卫兵，而在大礼堂及总编室门前，亦可见到七八位红卫兵的身影，总计不超过二十人。细观他们佩戴的袖章，多数属于“红革会”，部分则归属“红总司”，还有少数是来自北京的。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继续进行谈判。报社方面，有王树人以及“文革筹”的负责人，以及几位支部书记在场。其中两名红卫兵不时地前往其他办公室，通过电话向“红革会”总部报告谈判的最新进展。
我跻身于谈判现场，静心旁听。红卫兵们反复重申，他们此行是受“红革会”总部委派，旨在确保《红卫战报》与当日的《解放日报》同步发行。若此要求不得满足，他们将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革命行动。谈判僵持至深夜，直至子夜时分，依旧未见任何进展与结果。
午夜钟声敲响，二十余名红卫兵谈判代表的态度骤然变得坚定而强硬，声音亦愈发洪亮。他们直言不讳地表示：报社党委必须迅速满足红卫兵的合理诉求；否则，我们的耐心将耗尽；我们将不得不采取革命行动及相应措施，以确保30日的《解放日报》无法正常发行。
解放日报社党委成员在聆听了红卫兵的结束语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鉴于《解放日报》的印刷车间位于底层，若30日印刷完成的报纸当天未能顺利发出，将引发严重后果。自1945年5月创刊至今，上海《解放日报》从未有过停刊或发行中断的情况。若有人为因素导致出版或发行中断，将构成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此严重的事件一旦发生，责任归属将成疑。
报社党委的谈判代表在持续与红卫兵的谈判代表周旋的同时，悄然派遣人员潜入设有直线和红机（保密机）的房间，与马达进行秘密联络。马达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随即在秘密地点向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进行了汇报。陈丕显与曹荻秋商议后，决定避开中央文革小组，由秘书向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请示。一个月后，陶铸被逐出领导岗位，但他曾明确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与党报性质迥异，这是一项原则问题，必须坚守。《解放日报》即便暂停发行一个月，也绝不能与《红卫战报》同日发行。”陈、曹二人坚定地贯彻了陶铸的指示。
凌晨一点钟，陶铸的指令，陈、曹的意图，经由马达的传递抵达报社党委谈判代表的耳畔。党委毅然拒绝了红卫兵的诉求，至此，谈判宣告落幕。报社内部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预示着即将有重大变故的紧张氛围。
在凌晨一时半的时分，一群约五十余人的红卫兵队伍，以整齐的队列行进，自汉口路274号报社的大门前踏入。踏入报社后，他们迅速封锁了印报车间的大门，以及位于马路边的发报间门洞，以及供卡车通行的弄堂入口。此举使得11月30日即将启动印刷的《解放日报》无法装上邮车，亦无法运送到市内或市外。
30日凌晨四点刚过，我意识到今晚注定难以入眠。于是，我前往食堂，购买了一碗清淡的稀粥、两个香软的馒头以及一碟开胃的酱菜。匆匆吃完后，我即刻奔向274号大门外。只见大门东侧的发报间停放着一辆鲜绿色的邮车，等待着。然而，当我试图伪装成分发报纸时，邮车却无奈地驶离。五分钟后，另一辆邮车再次到来，但红卫兵告知，由于特殊情况，今日无法发报，邮车同样无奈地离开了。
30日凌晨六时，报社周边陆续聚集了一些零散的围观者。其中，部分人身着便装，疑似公安文保人员，另有少数人佩戴着“工人赤卫队”、“工人造反队”的袖标。他们四处徘徊，密切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动静。
30日拂晓时分，一支约二十余人的红卫兵队伍步入报社，他们享用完早餐，便接替了前一晚负责封锁发报间的红卫兵。前一晚守卫发报间的红卫兵在分批用过早餐后，纷纷前往报社的编辑部与工管部大楼走廊，观看张贴的大字报，其中不乏有人将部分内容抄录下来。
（4）“让我们阅读《解放日报》”与“让我们共同捍卫党报的尊严。”
{jz:field.toptypename/}30日的清晨九点钟，报社的日班员工，总数超过六百人，均准时抵达岗位。他们相互间交流着昨晚至今日凌晨发生在报社内的重大事件。有人震惊不已，有人沉默不语，有人义愤填膺，有人陷入沉思，而有更多的人则迅速拿起电话，将这一消息传递给社外的亲朋好友及相关部门。社内的红卫兵也频繁与总部及外界保持联系。解放日报社内部的变故迅速在上海的党政机关、新闻机构以及众多群众组织中传开。报社周边的街道上，围观的人群逐渐增多。各式政治立场的人物和群众组织纷纷将目光聚焦于汉口路274号的围墙内外。
引人注目的是，一支自称拥有80万成员的“上海工人赤卫队”现身于解放日报社周边。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及，“上海工人赤卫队”是在市委第一、第二把手陈丕显和曹荻秋的鼎力支持下组建的工人群众团体。该组织坚定地维护着上海市委的利益，因此在当时被戏称为“保皇派”。在随后的“康平路事件”中，他们更是以其鲜明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自11月30日至12月2日，报社周边聚集的民众日渐增多，工人赤卫队的成员亦络绎不绝。该队伍首先在报社周边建筑上安装了十余只高音喇叭，日夜不断，轮换播放宣传内容，或高声呼喊口号，或向报社内的“红革会”红卫兵以及“工总司”旗下的工人造反队发出喊话、策反、劝降。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保卫《解放日报》！”“我们要保卫党报！”这些口号意在传达，若不撤离解放日报社，他们将强行进入，将内部人员驱逐出去！随后，他们的口号更加直接：“你们必须立刻从解放日报社撤离，切勿干扰党报的编撰、印刷与发行！”甚至有人威胁：“若不及时撤离，一切后果自负！”
报社内部那些当时被戏称为“保皇派”的核心成员，屡次趁社内红卫兵未防备之际，向社外的工人赤卫队暗中示意，甚至高声呼喊，指示他们进攻报社。12月1日午后一时，位于汉口路286号的报社侧门一度遭受猛攻，数十名赤卫队员潮水般涌入。
2、红卫兵寻求支援
逐步入驻解放日报社的“红革会”红卫兵，总计不过一二百人，“工总司”派来的工人造反队伍也仅有十余人。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与危险：外有众多工人赤卫队员的严密包围，他们随时可能涌入；内则有与解放日报社党委保持联系的骨干分子，他们坚决抵制红卫兵进入报社，米兰app官方网站不断向红卫兵设置难题和障碍，甚至动用报社内的工人来对付红卫兵，尤其是企图开门让赤卫队员进入，将红卫兵强行驱逐出报社。一场攻守之战、血腥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红卫兵若欲坚持阵地，达成其目标，亟需获得内外两方面的有力支持。
(1)《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团体声明，全力“拥护红卫兵的革命举动”。
红卫兵对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所采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其大方向是正确的；要求《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步发行，这一诉求是合情合理的；工人赤卫队对报社的包围和对红卫兵的围攻行为是错误的，这被视为市委挑动群众相互斗争的表现；解放日报社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将坚定地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些决议以《四点声明》的形式，通过报社内部的大字报进行公布，并制成铅字版、手工印刷的小传单数百份，广泛分发至报社内外群众之中，立刻赢得了红卫兵的热烈响应。
(2)在解放日报社内部，涌现出了“红色造反兵团”与“工人赤卫队”两大组织。
解放日报社党委在陈、曹二人的鼎力支持下，而陈、曹二人亦得到陶铸的全力援助。他们指派了一批紧随党委步伐的骨干力量，以编辑部为基石，组建了“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兵团”；同样，以工厂部为班底，成立了“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这两支队伍分别对峙着“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与“解放日报工人革命造反大队”。他们的首要目标，便是将红卫兵从报社的内部驱逐出去。
报社的“红色造反兵团”与“工人赤卫队”联名，以“报社革命职工”的身份发布了一则“最最紧急呼吁”，向红卫兵提出三点要求：一、非解放日报社职工应立即撤离报社；二、关于《红卫战报》的发行事宜，应继续进行协商；三、在未达成一致协议之前，《解放日报》的发行可以适当推迟。然而，红卫兵对此并未给予任何回应。
(3)"工总司"与红卫兵支援"红革会"。
自11月30日清晨八时起，陆续有少量“红革会”的红卫兵与“工总司”旗下的工人造反者涌入报社。然而，他们的人数并不众多。消息传来，赤卫队总部即将发动一场内外夹击的总攻，随即，“工总司”与“红革会”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增援行动。
12月2日深夜至3日凌晨，大批工人造反队员被“工总司”调集，连同“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京沪地区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共计五六百人，成功突破赤卫队薄弱的封锁线，涌入报社。报社内红卫兵与工人造反队员的人数激增至1000余人，这一数字已超过了解放日报社全体职工的总数。因此，报社食堂的供餐任务骤增，几乎是原来的两倍。由于大楼被封锁，蔬菜无法运入，导致除了确保每人每日三餐的主食供应外，八天九夜的时间里，蔬菜供应极为稀缺，无奈之下，咸鱼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
“同志们，我是解放日报社的一员，我欢迎你们前来！”红卫兵则指责他煽动外部群众介入“群众斗群众”，双方辩论持续了数小时乃至一整夜。此外，还有一位编辑史×，手持扩音喇叭在党委办公室窗外向围攻的人群喊话，红卫兵认为他煽动群众冲击大楼，因此在夜间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判。
(4) 激战
攻防之战。
外界赤卫队及部分民众，意图攻入位于汉口路的274号与286号相邻的建筑物，以驱逐盘踞于此的红卫兵与工人造反队伍，进而恢复《解放日报》的正常发行。与此同时，大楼内部的“火线指挥部”充当了指挥红卫兵与工人造反队伍坚守阵地、抵制《解放日报》发行的枢纽，直至市委满足其要求为止。
如何突破外围防线呢？途径有三：一是大门，二是窗户，三是屋顶。内部则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分别守卫大门、窗户和屋顶。具体而言，共有五道门：274号门、286号门、发报间的门，以及连接274号门和发报间的卡车通道门，还有286号的后门。这些门在11月30日红卫兵入驻当天便开始加强防御，但初期防守并不严密。到了12月1日中午约一点，286号门一度被强行突破，人群涌入，直冲楼梯，经过一番努力才重新封闭并驱逐入侵者。第二天，赤卫队利用卡车上的厚跳板对274号门发起了猛攻，工人造反队则用竹竿从二楼窗口进行反击，迫使对方停止进攻。两天的战斗经验被“火线指挥部”总结，随后加强了门防设施，利用防汛材料加固了门防，包括厚木板、梁柱和沙袋。同时，也准备了消防龙头以备人群突袭时使用。
窗户的攻防主要集中在上层窗口。工人赤卫队多次尝试用长梯攀爬至报社汉口路朝南的房间窗口，试图强行进入，但两次都被红卫兵推翻长梯，导致长梯和人员跌向马路南侧。工人赤卫队使用的武器包括铁棍、木棒、铁锹、杠棒等。而楼内红卫兵则用工人撬滚筒纸的工具——带有小弯的铁棒，以及钢筋、铁条和办公室常见的扫帚作为武器。新加入的工人造反队员中有些是复员军人，他们经过军事训练，具备一定的战斗知识。他们提出要控制制高点——楼顶。286号楼顶有一个超过100平方米的平台，他们认为这里必须全天候设哨，监视大楼四周和马路的动静，特别是防范来自周边民房的偷袭或进攻，因为报社大楼的西、北两面都与民房相邻。
在攻守之间的较量中，日复一日地上演，规模或许各异。然而，十余只高音喇叭轮番高声呐喊，扰人心绪。所谓的“红革会”与工人造反队屡次在夜半时分涌出楼群，擅自拆卸或强行破坏这些高音喇叭。其中，电力公司的喇叭就遭到了多达十余次的拆卸。
在持续八天九夜的激烈攻防较量中，是否有人员伤亡？死亡，当然没有。受伤，则是有的。不过，具体的受伤人数并未公开统计。据《解放日报》报道，社保守组织“红色造反兵团”发布的传单中提及：“众多民众遭受重创，头部被击破，鼻子、眼睛受伤，甚至有人被打至昏迷。每天都有多辆救护车前来救助受伤者。”
随着大楼员工扩充至超过一千人，原本的办公室变得如同繁华的市集般熙熙攘攘。而环绕大楼的街道上，每日均有三四万民众驻足围观。
上海民众的讨论热度急剧攀升。令人惊讶的是，本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市委直属的机关报，竟然连续四、五天未能与读者见面，这堪称17年来的罕见奇闻！如此状况，党报怎么了？上海市委又怎么了？
3、韩哲一、李干成劝和报社
“火线指挥部”要求市委参与谈判。
自11月29日深夜起，已历经三昼夜，红卫兵群体未曾一睹市委任何领导人的身影，甚至连报社党委负责人马达亦未谋面。“火线指挥部”遂认定，报社党委已不具备代表任何一方进行谈判的资格，亟需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中共上海市委派遣代表至报社进行协商。
直至12月2日的夜晚，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以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莅临报社。他们的车队停靠在距离解放日报社不远的街道上，在保卫人员的严密护卫下，他们穿越了拥挤的人群，抵达汉口路286号的后门。尽管后门紧闭，但在门中央巧妙地开凿了一个可供单人通过的洞口。韩哲一及随行人员便是通过这个洞口，悄然进入了解放日报社。
(2)韩、李拒红卫兵要求
韩哲一等一行莅临报社，其性质更近于劝说而非谈判。“谈判”通常意味着双方均已准备好并带来各自的条件。就火线指挥部而言，其主要诉求显而易见——即要求《解放日报》免费附赠第九期的《红卫战报》。然而，韩哲一等并未携带市委同意该条件的文件。面对“火线指挥部”的提议，三人既未敢予以否认，亦未轻易应允，只是建议先撤回《解放日报》的赠送，之后再继续商讨。韩哲一持续谈话一整日一夜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先行离去。随后，李干成与蒋文焕又继续谈判一日，终无果而终。总体而言，谈判始终保持了和平与文明的基调。当时的谈判过程均有录音记录。
4、文革指示
《解放日报》事件一经发生，相关信息便迅速通过各种途径抵达北京中南海，中央对此事高度重视。在这些信息传递渠道中，非官方的北京来沪红卫兵和《解放军报》派驻沪地的记者等群体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上报的情况与市委向中央汇报的内容在立场和观点上存在显著差异。他们认为，《红卫战报》对市委资反路线的批评、对解放日报社执行资反路线的指责，在总体方向上是正确的；红卫兵要求《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步发行，这一诉求合情合理；而市委对红卫兵要求的拒绝，以及纵容赤卫队攻击红卫兵的行为，明显是在推行资反路线，此举无疑将引发大规模的群众之间相互斗争。
上海“红革会”及其他红卫兵组织，通过《红卫战报》对上海市委及解放日报社党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进行批判，其行动方针是革命且正确的；红卫兵要求《解放日报》随报附赠《红卫战报》的诉求是合情合理的；“《解放日报》事件”的起因，正是由于市委拒绝了红卫兵的正当要求；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的举措，无疑是一场革命行动。
12月5日夜间，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共上海市委下达了指示：明确指出上述观点，并要求上海市委端正立场，避免与红卫兵及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对立。市委应满足他们的革命诉求，支持他们的革命举措，并动员围绕报社的群众组织撤离。随着包围报社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自然撤离，进驻报社的他们也将相应撤出。
在当晚，上海市委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令进行了研讨，并一致认为应遵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停止执行陶铸先前所发布的指示，否则可能引发无法预估的严重后果。随即，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和市委常委宋季文被派遣至解放日报社，与“火线指挥部”展开了直面对话。此次谈判意义重大。“红革会”通过《三项决议》明确了自身诉求，“工总司”亦以《四项要求》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王一平与宋季文分别代表双方，在两份文件上联名签署，并注明“同意”。此举标志着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革命要求”的接受，而“《解放日报》事件”也由此步入了解决的轨道。
“《解放日报》事件引发的任何严重后果，均由上海市委承担。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必须向我们革命造反派进行公开检讨。”
５、外兵撤离
1966年12月7日，《解放日报》重拾往日辉煌，正式恢复发行。短短八天内，这份报纸陆续抵达了广大读者的手中。《红卫战报》第九期亦随报附赠，一并送达至读者们手中。
9日拂晓时分，入驻于解放日报社的众多革命造反团体，诸如“红革会”、“工总司”，以及“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纷纷从解放日报社撤离。
